陆剑于：

媒体从业者。阅天下时事，怀悲悯之心，偶有感而发，常庸人自扰。

新中国成立至今，从“村官”位置扶摇直上的典范，莫过于陈永贵。

1952年，陈永贵出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支部书记，带领农民艰苦创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陈永贵由此搭上“特殊年代”的社会需求而平步青云，成为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到1980年，官居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的年代，是名副其实的“特殊年代”，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典型人物的先进性，便有了它激励世人的意义，这是陈永贵“上位”的真正原因。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经济快速发展，也在造就一个新的“特殊年代”，特别是“腐败”这个自上而下的社会现象成为普遍，“村官”似乎也在适应着时代的变迁而“大有作为”。

今年1月21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村干部职务犯罪审判白皮书》，通报了近3年来温州市村干部职务犯罪审判情况：2012年以来，共有131名“村官”受到刑事处罚，其中刑罚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共有64人，接近一半。在这些贪腐案件中，永嘉10名村官瓜分价值18亿元的316套安置房，被媒体称为“建国以来‘村官’贪腐第一案”。其他“村官”的职务侵占，同样令人愕然。而放到全国，“村官”贪腐问题，更加触目惊心。

依照干部行政序列，“村官”不算官。但千万“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村官’不当干部”，一些“村官”占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随心所欲，无法无天。在经济发达地区，“村官”掌控极大的财富，也把持极大的予夺权力，在这个位置上稍微偏点心眼，便会“一切皆有可能”。

“村官”群体是一种多元构成，不可否认，绝大多数“村官”有造福一方的意愿，兢兢业业，无怨无悔。但也有些“村官”上台之初，就设定了“发财”目标，所有努力都围绕这个目标在运转。但凡村里能够揩油的项目，能够挪用的资金，能够截留的补助，无不竭尽所能中饱私囊。有些“村官”还形成利益团体、采用黑社会手段来盘剥集体资产，压榨村民利益，鱼肉乡里，称霸一方。

“村官”胆大妄为，当然和监管制度缺席有一定关系，村级组织“自成一体”，稍有失察和放任，“村官”就会变得有恃无恐。尤其是“村官”不受体制约束，犯罪成本相对较低，这也让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于这样的行为，事后惩戒当然必要，但如何做到事先防范，可能更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及纪检监察机构多想办法。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村级组织作为社会形态最为基础的部分，“村官”犯事会不会“地动山摇”？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权力失控，直接关乎百姓权益的制度信马由缰，很多问题都将伴随左右并被放大。

“村官”不可能都会找到晋升路径，但在经济层面的贪腐，却一点不亚于真正“上品”的官员。所以，对于“村官”的管理，需要剔除“特殊年代”、“村官非官”的心理自得，在管理过程中，有必要将其纳入干部管理、监督的范畴，建立起更加完善的追责和考核体系，在这点上，含糊不得。

陆剑于：

媒体从业者。阅天下时事，怀悲悯之心，偶有感而发，常庸人自扰。

新中国成立至今，从“村官”位置扶摇直上的典范，莫过于陈永贵。

1952年，陈永贵出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支部书记，带领农民艰苦创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陈永贵由此搭上“特殊年代”的社会需求而平步青云，成为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到1980年，官居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的年代，是名副其实的“特殊年代”，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典型人物的先进性，便有了它激励世人的意义，这是陈永贵“上位”的真正原因。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经济快速发展，也在造就一个新的“特殊年代”，特别是“腐败”这个自上而下的社会现象成为普遍，“村官”似乎也在适应着时代的变迁而“大有作为”。

今年1月21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村干部职务犯罪审判白皮书》，通报了近3年来温州市村干部职务犯罪审判情况：2012年以来，共有131名“村官”受到刑事处罚，其中刑罚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共有64人，接近一半。在这些贪腐案件中，永嘉10名村官瓜分价值18亿元的316套安置房，被媒体称为“建国以来‘村官’贪腐第一案”。其他“村官”的职务侵占，同样令人愕然。而放到全国，“村官”贪腐问题，更加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