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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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松弟的故乡情缘

陆剑于:

媒体从业者。阅天下时事,怀悲悯之心,偶有感而发,常庸人自扰。

新中国成立至今,从“村官”位置扶摇直上的典范,莫过于陈永贵。

1952年,陈永贵出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支部书记,带领农民艰苦创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陈永贵由此搭上“特殊年代”的社会需求而平步青云,成为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到1980年,官居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的年代,是名副其实的“特殊年代”,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典型人物的先进性,便有了它激励世人的意义,这是陈永贵“上位”的真正原因。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经济快速发展,也在造就一个新的“特殊年代”,特别是“腐败”这个自上而下的社会现象成为普遍,“村官”似乎也在适应着时代的变迁而“大有作为”。

今年1月21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村干部职务犯罪审判白皮书》,通报了近3年来温州市村干部职务犯罪审判情况:2012年以来,共有131名“村官”受到刑事处罚,其中刑罚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共有64人,接近一半。在这些贪腐案件中,永嘉10名村官瓜分价值18亿元的316套安置房,被媒体称为“建国以来‘村官’贪腐第一案”。其他“村官”的职务侵占,同样令人愕然。而放到全国,“村官”贪腐问题,更加触目惊心。

依照干部行政序列,“村官”不算官。但千万“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村官’不当干部”,一些“村官”占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随心所欲,无法无天。在经济发达地区,“村官”掌控极大的财富,也把持极大的予夺权力,在这个位置上稍微偏点心眼,便会“一切皆有可能”。

“村官”群体是一种多元构成,不可否认,绝大多数“村官”有造福一方的意愿,兢兢业业,无怨无悔。但也有些“村官”上台之初,就设定了“发财”目标,所有努力都围绕这个目标在运转。但凡村里能够揩油的项目,能够挪用的资金,能够截留的补助,无不竭尽所能中饱私囊。有些“村官”还形成利益团体、采用黑社会手段来盘剥集体资产,压榨村民利益,鱼肉乡里,称霸一方。

“村官”胆大妄为,当然和监管制度缺席有一定关系,村级组织“自成一体”,稍有失察和放任,“村官”就会变得有恃无恐。尤其是“村官”不受体制约束,犯罪成本相对较低,这也让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于这样的行为,事后惩戒当然必要,但如何做到事先防范,可能更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及纪检监察机构多想办法。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村级组织作为社会形态最为基础的部分,“村官”犯事会不会“地动山摇”?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权力失控,直接关乎百姓权益的制度信马由缰,很多问题都将伴随左右并被放大。

“村官”不可能都会找到晋升路径,但在经济层面的贪腐,却一点不亚于真正“上品”的官员。所以,对于“村官”的管理,需要剔除“特殊年代”、“村官非官”的心理自得,在管理过程中,有必要将其纳入干部管理、监督的范畴,建立起更加完善的追责和考核体系,在这点上,含糊不得。

陆剑于:

媒体从业者。阅天下时事,怀悲悯之心,偶有感而发,常庸人自扰。

新中国成立至今,从“村官”位置扶摇直上的典范,莫过于陈永贵。

1952年,陈永贵出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支部书记,带领农民艰苦创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陈永贵由此搭上“特殊年代”的社会需求而平步青云,成为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到1980年,官居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的年代,是名副其实的“特殊年代”,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典型人物的先进性,便有了它激励世人的意义,这是陈永贵“上位”的真正原因。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经济快速发展,也在造就一个新的“特殊年代”,特别是“腐败”这个自上而下的社会现象成为普遍,“村官”似乎也在适应着时代的变迁而“大有作为”。

今年1月21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村干部职务犯罪审判白皮书》,通报了近3年来温州市村干部职务犯罪审判情况:2012年以来,共有131名“村官”受到刑事处罚,其中刑罚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共有64人,接近一半。在这些贪腐案件中,永嘉10名村官瓜分价值18亿元的316套安置房,被媒体称为“建国以来‘村官’贪腐第一案”。其他“村官”的职务侵占,同样令人愕然。而放到全国,“村官”贪腐问题,更加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