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当今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也是由历史塑造的。”畅销书作者张宏杰的新书《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论的是中国人的品性。

上大学以前，因为课本枯燥刻板，历史课是张宏杰深恶痛绝的课程之一。1990年在大学读书时，他读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和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史》，三本书引发了他对历史的兴趣。“《万历十五年》打通了历史和现实；而人性让我找到了进入历史通道的钥匙。”

2000年1月，张宏杰的第一本书《千年悖论》出版。2004年，《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出版。在海关工作的福建读者石悦，站在书店里读完这本书，后来就开始在网络上用“当年明月”这个名字写《明朝的那些事》。

2006年，《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这本书给他带来了众多机会。在一位读者的帮助下，张宏杰调到一所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不久又破格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葛剑雄。博士毕业后，再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后，还上了《百家讲坛》。

张宏杰已不再写小说：“现在对社会的反思批判功能上，历史彻底取代了文学的‘启蒙’作用。历史是民族的记忆，一个不会反思、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自尊心巧妙地消失了

问：“国民性”在中国是个有争议的词，在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林语堂《中国人的气质》、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和龙应台《野火集》之后，你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又想表达什么？

张宏杰：自民国开始，关于如何提高国民性和民族素质，一直都有很大的争论。我实际上从国民性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变化。这本书也可以叫“中国历代民族精神的演变历程”。

提起中国历史，我们最爱说“五千年文明史，泱泱大国，文化灿烂，礼仪之邦，中国人民勤劳勇敢”。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国和过去中国本质上的不同，两者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文化断裂。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他想象中国人应该都像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这样，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但到中国后，芥川龙之介发现，用他的原话来说“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小说中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写这句话前，他正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

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在乾隆初年，强行驶入广州湾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那是中国社会鼎盛时期，可是他们对中国人印象十分不好。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鸡鸭除了缺斤短两，肚内填满沙砾和石块；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

1793年来中国造访的英国外交团长马噶尔尼，彻底打破了歌德、伏尔泰此前对中国的想象。英国人注意到，中国人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船上做饭的厨师试图隐藏鸡腿，人与人之间漠不关心，冷酷无情，他们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英国人要停船救人，中国船员根本不理睬选择继续航行。

而英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等地方看到的中国人，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他们的记录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

问：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张宏杰：马噶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中国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巴罗认为，中国人缺乏自尊心，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儿童和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