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

2019年5月，随着《军事典?战争战例分典》的最后付梓，国务院批准立项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全面完成了编纂出版工作。

《中华大典》是中国继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大型类书，也是一项规模大、难度高的古籍整理工程。《中华大典》的设想最初是1987年由12 家古籍出版社联合提出的。时任巴蜀书社社长的段文桂等专家提出，盛世修典，古籍类出版社应该作一部大书，把中华古籍系统地加以整理。这一设想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支持。此后，《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将其列为国家重大出版工程项目。该项目初期名为《中华古代文献大典》，经斟酌后定名为《中华大典》，由任继愈先生出任总主编。由于《中华大典》项目庞大，由全国二十多家出版社共同承担此一项目。西泠印社出版社是浙江省唯一一家参加此项目的出版社，也是全国唯一一家参加此项目的城市出版社。《中华大典》下含24 个“典”，西泠印社出版社承担的《历史地理典》为其中之一。《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由《总论分典》、《政区疆域分典》、《山川分典》和《域外分典》等4 部分典组成。

2006年5月，笔者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毕业，进入西泠印社出版社工作，从此踏上了编校《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漫漫路程，长期担任《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的责任编辑，并于2007年被《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聘为此项目的出版方负责人。在集团、出版社有关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下，处理《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的相关事务。

任继愈先生说：《中华大典》的目标是管三百年

犹记得，在2008年的春天，全国参与《中华大典》工作的各个高校与出版社，集合在北京开了一次会，当时任继愈先生已经92 岁高龄了，但还是拄着拐杖来参会，并作了富有感情的动员讲话。他说：“我们《中华大典》的目标是管三百年，至少是管一百年。”《中华大典》应该像历史上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一样，做出来后，一百年乃至三百年间的后人，就不要再耗精力去编这类大型丛书了，需要找资料，到《中华大典》里找就行了。任老也曾引用顾炎武的话：我们要做“前人之未作，后人之不可无”的事业，来鼓励大家做好大典。

“勤于治典”的葛剑雄教授

入职之后，我们几个责任编辑也曾去见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他是《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的主编。葛剑雄教授知识渊博、思维活跃，非常健谈。通常，他的时间也被各种讲座、采访安排得满满的，所以我们过去，要提前一两个星期预约。我们曾问葛先生，您这么忙，是怎么抽出时间来看这么多稿件的呢？葛先生说：我是在会议上、飞机上看的。比如开会，有时候要开好几天，我就带上《中华大典》的稿件，轮到我讲的时候，我讲一下，讲完之后，我就继续看我的稿子了。另外，我也是个全球飞的人，还曾经飞到南极、北极去考察，因此，在飞机上的时间很多，我也就在飞机上看稿子。

葛先生看过的稿子，隔几页会写个“葛”字，他是凭自己的记忆去纠正稿子里的错误的，即看的时候，随手就纠正了。随手纠正不了，但他觉得有错误的地方，他会打个问号。由于他没时间去查资料解决，这个问号，通常是我们这几位责任编辑最后通过查找资料，去逐一解决的。

当时，因为《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太过于庞大，葛剑雄教授邀请了不少他手下的硕士生、博士生来参与，先是让孟刚博士，后是让马雷博士担任执行官一样的任务。所以，日常稿件处理事务，我主要是跟孟刚、马雷对接的。马雷为了完成此一项目，博士都延期毕业了二年，很不容易。

草书出格，神仙难认

《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不包括浙江古籍出版社先期出版的《域外分典》）最后成稿时，字数达到2700 万字，复旦大学的编辑人员负责提供初稿，而我们出版社则是召集几位古文功底较好的编辑，并聘请浙大的几位教授，对这些稿件进行三审三校：对格式进行统一，对错别字、标点错误的地方进行修正；有部分没标点的，要帮着标点上去；有部分认不出来的字，我们就请人来认。西泠印社出版社有一些编辑本身是书法家，如刘远山等，另外，我周边有一些书法家朋友如池长庆、郑一增等，我都请他们帮着认字。只有认出来，才能让制版公司输入进去。但有些字确实是很难认的，如比清朝名家时庆莱的一篇文章，是用草书写的。其中有几个字，请教了几位书法家，都认不出来。我对朋友们说：“你们都是书法家，还认不出来？”郑一增笑着说：“古人云：草书出格，神仙难认。”这话很妙，后来我在我社出版的《书画家轶事丛抄》里看到一则典故：宋丞相张商英“好草书而不工”，一日诗兴大发，“索笔疾书，满纸龙蛇飞动，使侄录之。”侄儿在那里工工整整地抄录起来，抄着抄着，有个字认不出来了，他问：“伯父啊，这个字是什么字啊？”张丞相在那里认了半天，也认不出来。于是笑着骂侄儿道：“你这小子，你早点问我就好了。现在我也已经认不得了。”可见，草书出格，神仙不识，非虚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