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简单在《暮雪》这部诗集中偏爱历史视角，用诗歌的形式记录几段历史，如计划经济时期、“文革”时期、民国时期，而且预先拥有了书写乡村史诗的“野心”。这很难能可贵，也很冒险。在诗歌中表现和书写历史片段，这并不鲜见。而试图用若干篇诗歌描画和揭示一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和精神状况，尤其是以短诗的形式，究竟能否完成这样的写作诉求，完成的效果如何，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有时候，叙事性的加强，难免会损伤或剥夺一首诗的诗意，而叙事中包含的真实性，传奇性等，也生成了新的写作意义。有诗人认为：“叙述依然是在抒情，但它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抒情，而是文字与阅读之间的平等对换，把才情的另一头托付给阅读，使阅读成为第二次创造”[1]。关于诗歌的抒情性与叙事性，争议不少。这部诗集吸引读者再度关注这个话题。

一、用诗歌星斗记录和呈现历史银河的意图

如果说“文本之外无现实”可以被认可的话，那么我们的很多书写都具有拓宽现实的意义，这个现实包括已经过去了的现实，即历史。而那些没有被文字或别的传播符号记录的历史或现实，就如同隐藏在黑夜中的事物。而某些写作因为探寻到了新的历史和现实，就如在夜空中发现了一颗星斗。既有星斗的总和就构成了历史的银河，这样的星斗中，就有诗人简单点亮的一颗。《暮雪》中有一些短诗的标题以特定的有影响的年份，或者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或者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或者以年份加个人的方式来命名，显露了对历史进行或者聚焦或者掠影式的记录和呈现的意图。虽然说，“在诗歌中，意义同情绪比起来，是次要的。然而意义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意义指明了情绪所倾注的具体对象或观念”[2]。

比如《1970年代》《1980年代》《1978年的春天》《1976年的一天》《1967年的初夏》等。试图用历史的片段凸显出一个历史时期的特征和质地。《禁欲时代》通过对一个小人物心理的注目，揭示整个时代的特征。《1968年的政治事件》，以长河伯的遭遇再现了那段历史的荒谬。《民国》记述民国初期新旧杂陈的混乱状态。《命运》中，一个人念叨着“天要收人，活着就是受罪”，用书写痛苦的方式，记录那个时代的惨痛记忆。《年关》，从前是人的关，现在是将要被吃的动物的关。《饥荒》写到1942年的瘟疫，民不聊生，饿死成为死亡的一种常态。虽然“我”并没有亲见，但“枯叶借我的眼睛复活”，那段历史也借“我的眼睛”复活。《甲子年记》写到布衣白朗的抗争和败落，节制地抒发了对他反抗精神的褒扬。《湾李》写到一条干涸的河对一个牺牲在河里的革命党人的记忆，对“自由、民主、和平等”的记忆。《1940年的牛子龙》，一个当过教书匠的蹚将，他的心声，不过是回到从前：我多想了却一切，回到北地捉捉萤火虫……类似的诗歌还有《1934年的任应歧》《1930年的樊钟秀》《民国的安》等，将大时代和个人这样的双重视角融合在一起，让历史回到普通人，回归人性。

从诗集中具有纵深感的历史叙事中，烙印着一个一个明亮的聚焦光圈。诗人用他钓钩般的笔尖，打捞出许多沉默或沉淀在时间深处的历史名词，历史场景。永久牌自行车，商品粮，手抄本《少女之心》，霍元甲和陈真……凸显年代感，对已逝年代的物质和精神状况进行了某种还原。诗集中有一句：我被词义盗空/又盗空词义。一方面，这句诗昭示了人常常要被时代塑造的历史局限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诗人面对被时代和文化围困的突围姿态。另一方面，也包含这样的意味：一样的词汇，在历史现场和时过境迁的今天，其内涵必然会发生变化。有些变化，甚至是颠覆性的。正如诗集中另一句诗所言，过去了的苦，是甜的。所谓回到过去，某种意义上是种奢望。在将尘封的历史掸去灰尘，再次呈现在今天的时间和视野里，这种呈现的选择和意义在哪里，是首先要考虑的。其次题材的宏大性与个性表达之间的揉合，也值得思考与实践。这也是这部诗集给阅读者带来的思考之一。

二、为小人物立传：听取他们的哭声和呐喊

“不讲道义的文学是不道德的”，“悲悯情怀（或叫悲悯精神）是文学的一个古老的命题”[3]。诗人对弱小生命的同情和热爱，洋溢于诗行中。《小草》中：我要祝福所有卑微的生命/飞过的小瓢虫，爬过/我头顶的蚂蚁，你们/没留我一个人在世间孤独。诗人与卑微弱小者是心灵相通的，万物有灵，世间生命大多卑微。生与死都同样卑微，渺小，被忽略。但诗人悲观而不消极：我要祝福，这个早晨/旧日子一闪而过，形同一辆/绿皮火车，而新的一天/还在曙色中，尚未开启。明天依然充满不可知的悲情，而诗人如同一棵昨日被踏倒过的小草，重新挺直腰身，等待新的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