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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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的聊城新变

元好问研究

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五月三日,元好问被蒙古士兵羁押,从开封城郊的青城出发,北渡黄河,进入山东境内,被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蒙古太宗七年(1235)二三月间移居相邻的冠氏县(今山东冠县)。如果说,此前的围城是元好问一生中最艰难最黑暗的时刻,那么,不足两年的聊城岁月,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期,出现了诸多新变,使得他最终成为“一代宗工”。

聊城时期,元好问最突出的身份变化是“南冠”“累臣”,也就是囚犯,如他所说“憔悴南冠一楚囚”(《梦归》)。他用“南冠”一词为自己的撰述命名,撰写题为《南冠行》的长诗,编纂名为《南冠录》的家国史书。问题是早在前一年,汴京已经成为人间地狱,大批官民纷纷逃离,“朝官士庶,往往相结携妻子突出北归”(刘祁:《归潜志》卷十一)。在元好问向耶律楚材推荐的五十四位“天民之秀”中,耆旧辈如七十多岁的冯璧,“正大壬辰河南破,乃北归”(元好问:《内翰冯公神道碑铭》),他经过东平,回到家乡真定,得以寿终正寝;六十多岁的王若虚,“京城大掠之后,微服北归”,也回到了家乡真定,“浮湛里社者十余年”(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时辈如杨奂“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羁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处之自若也”(元好问:《故河南路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公神道之碑》)。所谓“微服北渡”,就是换成便装,悄悄逃亡。在生死一线之际,逃出生天,是正常的本能行为,能得到人们的理解与宽容。元好问为什么没有及时逃亡而“瞑目就束缚”(《学东坡移居八首》)、“自就拘管,同赴聊城”(施国祁:《元遗山年谱》)?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

第一,与微服逃亡相比,被俘北渡,显得更加光明正大,更有利于将来的选择。冯璧、王若虚等长辈官员逃回家乡,就此终老余生,别无他念,比较坦然。杨奂、刘祁等太学生没有官职,资历较浅,顾虑较少。如果是正值壮年的朝官,私自出逃,总是有些不光彩。赵琦说:“绝大多数北渡士人都避讳谈这段悲惨经历。”①原因就在此。元好问当时四十多岁,年富力强,声望也许暂时不及王若虚等前辈,但处于上升期,很快后来居上。相对于杨奂、刘祁等人而言,元好问能够有更大的作为,理论上他有很多种生活选择:可以慷慨就义,可以出仕新朝,可以遁归山林,还可以既不仕新朝又不排斥新朝,既与新朝保持距离又能有所合作,“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元好问不可能一死了之,不可能无所事事、碌碌无为。他后来周旋于赵天锡、严实、严忠济、徐世隆、张柔、赵振玉、张德辉、耶律楚材等世侯和蒙古要员之间,甚至觐见忽必烈,往来奔走,积极抢救和保存金代文化,教授弟子,主持风雅传统,引导元初文化建设,是微服逃亡还是束手就擒更有利于他开展这些工作?显然是后者。从看管不严的羁押到不明不白的释放,自然而然地过渡到蒙古时期,元好问的这种经历更容易为金朝遗老和蒙古新进所接受。反观王若虚北渡直到去世的十年间,交往范围大为缩小,文学活动骤减,连自己的《慵夫集》都没有刊行。王若虚之所以晚景暗淡,无甚作为,应该与他微服北归、淡出主流文化圈相关。

第二,逃生之路历来道阻且长,充满艰辛和危险。在壬辰(1232)、癸巳(1233)这两年的大逃亡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道途,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触目可见。位于黄河之北的胙城县(今河南延津县胙城乡)是汴京的北大门,很多北逃者都要经过这里。王恽《卫州胙城县灵虚观碑》记载:“京城大饥,人相食。出逃死北渡者日不下千数。”仅此一地,每天遇难者竟然不少于千人,多么可怕!不止于此,他还说在胙城一带冻死和淹死的,又“无虑千百数”。年轻文人刘祁、刘郁在逃亡途中,便遭受死劫。他们的母亲、祖母相继病逝,兄弟俩只能“相顾号泣而莫之何”(王恽:《大元故蒙轩先生田公墓志铭》)。大多逃难者根本回不到家乡,只能流落异地,四处漂泊,有些幸存者甚至沦为奴隶,命运极其悲惨。段成己在《创修栖云观记》中说:“自天兵南牧,大夫、士、衣冠之子孙陷于奴虏者,不知其几千百人。”元好问一家约十口人,如果也像其他人那样逃亡,怎样保证家人的安全?他不得不认真考量。以他的名声、地位和影响,加上张柔、耶律楚材等人的关照,元好问应该能判断得出,即使亡国被俘,也会受到一些优待,至少生命无虞。两害相权取其轻,那又何必冒险逃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