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研究

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五月三日，元好问被蒙古士兵羁押，从开封城郊的青城出发，北渡黄河，进入山东境内，被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蒙古太宗七年（1235）二三月间移居相邻的冠氏县（今山东冠县）。如果说，此前的围城是元好问一生中最艰难最黑暗的时刻，那么，不足两年的聊城岁月，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期，出现了诸多新变，使得他最终成为“一代宗工”。

聊城时期，元好问最突出的身份变化是“南冠”“累臣”，也就是囚犯，如他所说“憔悴南冠一楚囚”（《梦归》）。他用“南冠”一词为自己的撰述命名，撰写题为《南冠行》的长诗，编纂名为《南冠录》的家国史书。问题是早在前一年，汴京已经成为人间地狱，大批官民纷纷逃离，“朝官士庶，往往相结携妻子突出北归”（刘祁：《归潜志》卷十一）。在元好问向耶律楚材推荐的五十四位“天民之秀”中，耆旧辈如七十多岁的冯璧，“正大壬辰河南破，乃北归”（元好问：《内翰冯公神道碑铭》），他经过东平，回到家乡真定，得以寿终正寝；六十多岁的王若虚，“京城大掠之后，微服北归”，也回到了家乡真定，“浮湛里社者十余年”（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时辈如杨奂“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羁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处之自若也”（元好问：《故河南路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公神道之碑》）。所谓“微服北渡”，就是换成便装，悄悄逃亡。在生死一线之际，逃出生天，是正常的本能行为，能得到人们的理解与宽容。元好问为什么没有及时逃亡而“瞑目就束缚”（《学东坡移居八首》）、“自就拘管，同赴聊城”（施国祁：《元遗山年谱》）？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

第一，与微服逃亡相比，被俘北渡，显得更加光明正大，更有利于将来的选择。冯璧、王若虚等长辈官员逃回家乡，就此终老余生，别无他念，比较坦然。杨奂、刘祁等太学生没有官职，资历较浅，顾虑较少。如果是正值壮年的朝官，私自出逃，总是有些不光彩。赵琦说：“绝大多数北渡士人都避讳谈这段悲惨经历。”①原因就在此。元好问当时四十多岁，年富力强，声望也许暂时不及王若虚等前辈，但处于上升期，很快后来居上。相对于杨奂、刘祁等人而言，元好问能够有更大的作为，理论上他有很多种生活选择：可以慷慨就义，可以出仕新朝，可以遁归山林，还可以既不仕新朝又不排斥新朝，既与新朝保持距离又能有所合作，“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元好问不可能一死了之，不可能无所事事、碌碌无为。他后来周旋于赵天锡、严实、严忠济、徐世隆、张柔、赵振玉、张德辉、耶律楚材等世侯和蒙古要员之间，甚至觐见忽必烈，往来奔走，积极抢救和保存金代文化，教授弟子，主持风雅传统，引导元初文化建设，是微服逃亡还是束手就擒更有利于他开展这些工作？显然是后者。从看管不严的羁押到不明不白的释放，自然而然地过渡到蒙古时期，元好问的这种经历更容易为金朝遗老和蒙古新进所接受。反观王若虚北渡直到去世的十年间，交往范围大为缩小，文学活动骤减，连自己的《慵夫集》都没有刊行。王若虚之所以晚景暗淡，无甚作为，应该与他微服北归、淡出主流文化圈相关。

第二，逃生之路历来道阻且长，充满艰辛和危险。在壬辰（1232）、癸巳（1233）这两年的大逃亡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道途，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触目可见。位于黄河之北的胙城县（今河南延津县胙城乡）是汴京的北大门，很多北逃者都要经过这里。王恽《卫州胙城县灵虚观碑》记载：“京城大饥，人相食。出逃死北渡者日不下千数。”仅此一地，每天遇难者竟然不少于千人，多么可怕！不止于此，他还说在胙城一带冻死和淹死的，又“无虑千百数”。年轻文人刘祁、刘郁在逃亡途中，便遭受死劫。他们的母亲、祖母相继病逝，兄弟俩只能“相顾号泣而莫之何”（王恽：《大元故蒙轩先生田公墓志铭》）。大多逃难者根本回不到家乡，只能流落异地，四处漂泊，有些幸存者甚至沦为奴隶，命运极其悲惨。段成己在《创修栖云观记》中说：“自天兵南牧，大夫、士、衣冠之子孙陷于奴虏者，不知其几千百人。”元好问一家约十口人，如果也像其他人那样逃亡，怎样保证家人的安全？他不得不认真考量。以他的名声、地位和影响，加上张柔、耶律楚材等人的关照，元好问应该能判断得出，即使亡国被俘，也会受到一些优待，至少生命无虞。两害相权取其轻，那又何必冒险逃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