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使鹿鄂温克族历史发展脉络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

1859年，清代学者何秋涛在沙俄入侵之际潜心研究实时务，在其所著80卷本《北檄汇编》中的《索伦诸部内属述略》记述了明清之际索伦诸部的分布及清初的经营和统一，介绍了鄂温克人的民族源流及迁徙过程，是较早研究我国索伦诸部以及使鹿鄂温克族历史地理的代表性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旗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的社会情况》、《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等著作对当时该民族原始而艰苦的生活现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秋浦（1961）清楚的描述了原始社会晚期的生产生活方式：“每个家庭公社之内都分成若干个小家庭。鄂温克人把家庭公社这样的家庭组织称之为‘乌力楞’，‘乌力楞’是以一些有血缘关系的人们所组成的，并且全体成员在一起劳动，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生活资料则按户来平均分配。这种家庭公社是鄂温克人生产、消费的单位”。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吕光天(1981）、孔繁志(1994）、乌热尔图(1995）、等学者出版了一系列分析使鹿鄂温克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的研究性著作，对使鹿鄂温克人的起源背景、历史发展脉络、文化历史根基及其特点、社会形态、游猎生产方式和社会变迁历程等都做了较全面的论述，对研究使鹿鄂温克族的历史脉络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了悠久的历史之外，使鹿鄂温克民族还拥有驯鹿文化、萨满文化、桦树皮文化、狩猎文化、兽皮文化等丰富的传统文化，这些宝贵的传统文化与猎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但由于长期生活在原始森林里，与其他民族交往较少，对外界保持着神秘感，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著作的发表，该民族的传统文化才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被外界所了解。卡丽娜（2006）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该民族文化整体性、地域性、民族性、传承性、变异性等特点，依据文化人类学与民族文化学的理论视角提出了关于文化发展的思考，包括尽可能整地记录那些即将消亡的民族文化事象，开设传统文化和技能课程，实施驯鹿业的科学化改造，合理科学的划定驯鹿饲养牧场，开发民族乡的旅游资源等。还有一些学者从微观的角度对不同文化进行了具体研究，比如任国英（1994）阐述了驯鹿鄂温克人是一种以驯鹿文化为其“文化核心”的文化系统，分析了鄂温克族驯鹿文化在社会变迁的进程中出现的困境和问题，并提出建立驯鹿生态保护区以及协调自然生态使用权的建议；杜·道尔基（2002）和汪立珍（2002）介绍了鄂温克人信仰萨满的根源、萨满法术仪式过程以及与萨满有关的神话故事，萨满文化也是使鹿鄂温克族的精神追求和情感寄托，曾经一度代替法律成为处理氏族内部事务的准则；卡丽娜（2004）详细介绍了桦树皮制品的种类、使用价值及其特征；陈柏霖（1999）指出鄂温克族的传统狩猎方式是其对长期狩猎生产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一种文化积累，从中可以看出鄂温克族觅食方式和谋生手段的不断提高,充分显示出鄂温克人的聪明才智,也从中可以窥视出原始人类的生存状况和文化形态。

二、关于少数民族生态移民与文化变迁的研究

在生态移民的过程中，由于与其他民族的接触而引起自然生活环境的变化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正是文化变迁的外部原因，因此，从生态移民的背景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模式与形态的变迁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很有必要的。社会学学者李培林（2013）指出：从世界范围看，很多国家以政府主导的移民工程来实施移民，通过对迁入地的科学选择和规划，生产生活设施的精心设计和建设，移民社区的有效组织和安置，使移民工程具有稳定发展的可能。而在政府主导的移民工程中，人们又进一步划分了因生态环境恶化而进行的移民和以生态环境保护为目的而进行的移民，从严格意义上讲，后者被称为生态移民。该著作是在实地调查与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对宁夏生态移民工程这一世界移民史上成功的经典案例进行全面考察和评估，指出标准化的安置方式难以满足移民的差异化需求，在移民的过程中充满了利益冲突和博弈，很容易引起社会矛盾，而生态移民工程的评估，其成果最终还要看移民满意不满意。同时李培林认为移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文化素质与移民社会发展一般呈正相关关系，重视文化建设，增进文化认同和社会融合是宁夏生态移民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要使移民社会稳定，就不能就移民问题谈移民问题，要系统的考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的问题。荀丽丽（2012）强调国家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规划”始终包含着对草原生态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病理化的诊断”，自然之“失序”与社会之“失序”是相互建构的，她致力于回归文化多样性的观照和社区集体规范与认同的再创造，认为这是实现生态脆弱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