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幻中的历史新热

科幻似乎总是关于未来的，将科幻与历史相提并论，是近年来才在中国科幻“更新代”中开始的一股新潮。作品集《中国科幻大片》《科幻中的中国历史》《时间外史》等的相继出版及相关批评共同塑成了“历史类科幻”这一新的分支。这是就创作题材而言，而在此之前已有研究者从历史角度将刘慈欣的“三体”系列阐释为民族寓言。刘慈欣在其科幻理论与随笔、访谈中显露出强烈的未来意识与目的性，看起来与历史性解读格格不入。但是正如宝树在《当科幻遇到历史》中所写：“科幻中蕴含着更广大深远的可能性。它仿佛双面的雅努斯神，既朝向未来也回望过去。”这种可能性其实一直都在—— “当人们投入一种崭新的未来时，也必然带着他们的整个历史。”[1]

“三体”系列本名“地球往事”，整个故事讲述人类作为一个种族与外星文明的遭遇。当接纳了科幻的历史视角，就会发现“种族”与“民族”的天然相似性、可类比性，自然联想到科幻对未来种族故事的书写与民族历史之间的联系。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小说情节与中国历史一一比附，尤其是对于“三体”系列这样复杂的作品。《科幻式的异文化表达—— 〈三体〉的文学人类学解读》很有新意：“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三体文明都是对日本文化的一种影射。当然，以历史的整体眼光来看，三体文明更多的可能是近代以来所有妄图瓜分中国的列强的共同象征。人类的几次反抗则可以视为近代中国为探索救亡图存的各种尝试，中间人类科技的进步类似洋务运动的短暂繁荣，最终‘末日战役’的一败涂地影射了甲午和辛丑的惨象。”[2]但后文一发不可收拾，直至将罗辑类比为早期共产主义领袖，明显过于牵强。

相比于庞杂的“三体”系列，中短篇小说或许更适合进行这种原型解读。以郝景芳的中篇《弦歌》为例，故事设定在未来，已经高度发展的地球文明遭到了外星钢铁人的入侵，他们居住在月球上，取用地球的资源，只攻击抵抗的地球军队，对平民则比较宽容，承认钢铁人的统治就可以平安度日，而对于地球上的科学艺术群体甚至还给予保护。面对这样的入侵者，抵抗的意义令人怀疑。主角在经历一番内心挣扎之后，选择继续抵抗，最终以意料之外的方式成功地摧毁了钢铁人的基地。

《弦歌》并非历史类科幻作品，可是读者（至少对许多中国读者而言）可以很容易地遇见非常熟悉的历史的真实：钢铁人的进攻与统治可以联想到侵华日军“大东亚共荣圈”的谎言；臣服、投靠甚至崇拜钢铁人的地球人与当年的亲日派如出一辙；而少数抵抗者绝望的抗争正对应我国军民决绝的抵抗。郝景芳细腻的笔触延伸到无数细节与非常细微的心理，这些细节与刘慈欣在《三体II：黑暗森林》中“思想实验”的推论不同，它们似乎来自记忆，来自一个民族真实的创伤记忆。

这种民族的创伤记忆也可以不借助“种族”的寓言，例如韩松的短篇《一九三八年上海记忆》。在1938年上海的乱世中，人们选择通过一张神奇的碟片回到过去，寻找个人与国家的另一种可能性。这篇小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核心”，也并非对1938年上海历史的真实回忆，而像是错乱的梦境，但危亡与绝望的历史心境是真实的，透过历史的无数可能性永恒地烙在“我”的记忆里。

上述科幻小说中明写或潜行的民族记忆均有关外族入侵，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中最刻骨铭心的痛点，它通过“民族”与“种族”的可类比性进入以种族为描写对象的科幻视野，并成为中国当代科幻的历史意识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外族入侵的民族记忆还会以更加隐秘的方式潜行于其他科幻小说中，例如刘慈欣的《天使时代》与宝树的《关于地球的那些往事》。前者将其推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后者则在亿万年以后思念已被外星文明毁灭的家园。

二、中国当代科幻中历史书写的独异性

在世界科幻的谱系中，与外星文明的相遇自凡尔纳、威尔斯的时代起就一直是热门题材。如前所述，由于民族与种族显见的可类比性，对这种相遇的幻想往往隐含着作者各自的民族记忆。欧美作家对地球以外的空间、文明有强烈的探险、征服的欲望，背后是大航海时代的开拓欲望与殖民历史。中国科幻师法西方，对这一舶来的题材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演绎。从前述文本中即可看到，中国科幻作家笔下的征服者角色往往由外星文明扮演，而地球人只是被动地抵抗。这种演绎自然来自中国近代被侵略的历史记忆，即使当代科幻作家身处的已经是独立富强的中国，但民族历史的惯性已经塑成了内心深处对“他者”的恐惧。这种表述还不够完整，中国当代科幻对这一题材的处理其实还有更加丰富的层次性，一种是对高级文明的史前书写，如《赡养上帝》《关于地球的那些往事》；另一种是以中国人作为拯救地球危机的英雄主角，如“三体”系列的罗辑、章北海，《弦歌》中的林老师、齐跃、陈君。前者对应中国古代领先世界的辉煌历史，后者对应当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