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的北中国普通民众而言，在漫漫寒冬里取暖，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烧不起炭

古人所能拥有的取暖燃料种类有限，无非是木炭、煤和薪柴。木炭取暖体验最佳，但价格昂贵，一般只有皇宫、官府及富贵人家才用得起。

宫廷和政府部门，自古即有取暖的制度保障，使其在冬季能够拥有充足的木炭或者薪柴。唐朝的“木炭使”、元朝的“柴炭局”、明朝的“惜薪司”、清朝的“柴炭处”等，均下辖柴炭厂、山林及专属的樵夫，负责为宫廷和政府部门采办燃料、制作木炭。

除了发放木炭，有时候也会由政府部门直接发给薪柴，或是在俸禄中发放取暖费用。比如，唐朝每年发给京官的薪柴，需桐木72万根之多；若还不够，则从宫中调取“蒿根柴”补足。明朝官员的俸禄中，专有一项“柴薪银”，作为官员购买柴薪的补贴。

“惜薪司”这类机构生产的木炭，对品质往往有着相当高的要求。比如，“红箩炭”是明清皇室的御用木炭，其产品标准是：

“皆易州一带山中硬木烧成，运至红箩厂，按尺寸锯截，编小圆荆筐，用红土刷筐而盛之。……每根长尺许，园径二三寸不等，气暖而耐久，灰白而不爆。”

清朝乾隆年间，圆明园等处，一年要用掉这种红箩炭64405斤，另加黑炭斤、煤斤、木柴斤。坐拥烧不完的红箩炭，乾隆皇帝的冬天特别温暖，他开心地在诗中写道：

人苦冬日短，

我爱冬夜长。

……

敲诗不觉冷，

漏永夜未央。

图：乾隆帝写字像轴

烧不起煤

煤进入日常生活，始见于北宋的东京汴梁，当时称为“石炭”。不过，底层民众是用不起的。

北宋政府喜好“煤炭专卖”政策，对煤炭资源实施管控，由政府统一售卖。比如，宋徽宗时，“官卖石炭增二十余场”，朝廷大获其利。这种专卖政策，往往导致煤价高昂，民众无法在冬天购煤取暖。

木炭价格昂贵，煤炭又在政府的管控当中，于是乎，北宋开封城的冬天，对普通民众而言始终是寒冷刺骨。

政府“出炭四十万”，将自己控制的部分木炭拿出来，半价投放到市场上，民众蜂拥抢购，结果发生了“有践死者”（踩踏至死）的惨事。宋仁宗嘉祐四年冬天，“阴寒雨雪”，薪炭、食物价格倍增，据欧阳修的奏折，当时开封城内“寒冻之人，死损不少”，买不起炭和煤的普通人家，为了御寒，只好铤而走险，违背禁令砍掉桑枣之树，乃至于去偷伐皇陵周边的树木。

元明时期，能够用煤取暖者，仍主要是宫廷、政府机构和官宦人家。直到清朝中后期，因为西洋采煤机械的引入，北京城的普通民众，才有了在冬天烧煤取暖的机会。清人笔记中说，京师“例于十月初一日添设煤火，二月初一日撤火”，市场上出现了煤饼、煤球，随之也就出现了“小户人家热炕头”。

可惜的是，因清廷一再限制民间开采煤矿，这种“小户人家热炕头”的现象，即便在晚清的京城，也并不普及。

清廷限制开矿，原因有二。首先是担心采矿破坏风水；其次是防范人员集聚，担忧矿工聚于一处容易造反。比如：

（1）顺治下旨：“浑河大峪山场，关系京城风水，不许开窑采石，违者从重治罪。”

（2）康熙命令：“红石山……杨家顶一带，均关风水……通行严禁。”

（3）嘉庆指示：“如准民人挖煤，相沿日久，民人积众，难免不滋生事端”。

朝廷如此看待煤矿，地方官员查禁矿场时，自然也往往以此为由。比如，乾隆时的江宁知府沈孟坚上奏请求查封煤矿，说的正是：

“一经开凿便疑为破伤地脉，必至聚众酿案”，“招徕矿徒，半皆亡命，虽设钤制，流毒不浅。”

图：晚清，山西的挖煤工人

动用官兵，武力驱逐挖矿百姓，将煤矿“土石尽行堆砌，永远封禁”（长沙），是当时的常见之事。不过，由政府督办，并缴纳重税之后，也是可以在指定地点开采煤矿的——开矿者所得煤炭，20%作为税收上缴政府，40%由政府低价收购，剩下的40%才能在市场上自由贩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