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九〇年五月我投考谭其骧先生的博士生时，在考场上谭先生就指示，如果我能考上，就以两湖的历史文化地理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谭先生认为，做历史文化地理，综合性的区域研究才是第一等的题目。在我之前，他已指导卢云完成以《汉晋文化地理》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他说，卢云是学历史出身的，所以应该选一个时段，以全国为空间范围；而我是学地理出身的，就应该选择一个区域，时间做通代的，也就是做一个与卢云相对称的工作。

那年九月，我如愿以偿，幸运地成为谭其骧先生的博士生。但内心非常沉重。因为这个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如此宏大，而我之前并未做过前期工作，很担心在学制规定的三年时间内能否完成学业。因此入学不久，我就多次向他讨教，能否换一个选题，或者将题目加以缩小，只做湖南一省。每次提起这个话题，他的回答都是 “着毋庸议 ”：空间和时间范围都不能变，空间不能缩小到只做一省，时间不能缩短到只做某个断代。至于什么时候做完，那是我的事。

谭先生对我的另一个要求是，读博的三年，不能全部用来做博士论文。他的理论是：既然叫博士，那就得博。必须花一半，至少花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读书，读跟学位论文无关的书。因此在入学后的第一年，我完全没有对博士学位论文展开思考，也不敢向谭先生多问这方面的问题，生怕他误会我不想读书，只想着早点做论文、早点毕业。

一九九一年春夏，谭先生给我一道指令，叫我把湖南、湖北的政区沿革梳理一下。我花了大约个把月，写了一篇万余字的作业，交给他。在那前后，他也曾几次主动跟我谈起我博士论文选题范围内的问题。一次是问我，湖南省境内民族成分的变化过程。他教导我说：做中国的文化地理研究，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另一次是讨论两湖境内的文化区域归属。

读博时间有限，效率是生命线。考虑到效率问题，我决定先把历朝的史料先过一遍，将其中与两湖文化地理相关的史料给摘出来。当时我的策略是将史料分成两大块：明清以降，主要靠方志及一些专题史料；古代，主要用《四库全书》。中国地方志总共数千种，主要成书于明代以降，尤其晚清以降。这些志书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当时人记当时事，可信度总归还比较高。而明代以前的典籍，绝大部分已收入《四库全书》。复旦图书馆四楼文科阅览室正好有一套台版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字大，纸张好，翻起来特别舒服，特别快。

于是我备了一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先翻阅已经整理出版的古籍，将看过的书在目录上做好标记。没整理出版过的就看库本。到一九九二年暑假前，总算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以及本校、本所收藏的两湖方志过了一遍。暑假又回长沙，在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查阅了复旦未收藏的湖南方志。

正当我在长沙看完所需的湖南方志，准备稍事休整，然后回校撰写论文的那个下午，湖南师大历史系的一位老友紧急找我，转告我一个噩耗：谭先生走了！

谭先生是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九日午后生病的，此后一直住在医院里。尽管他自发病以后就再没说过话，但我总怀着一丝侥幸。因为自一九七八年他初次中风以后，又多次复发过小中风，每次他都挺过来了。这一次，我希望仍能如此。几次跟低我一年级的学兄靳润成一起去医院看他，尽管每次叫他、跟他说话都毫无反应，我也希望下次来叫他他能够答应。万不料，等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

送别谭先生，我的博论进入撰写阶段。此时对于这篇博论会写成什么样，我心里仍然一点数都没有。市面上、图书馆里，关于文化的书很多，但关于文化地理的很少。寥寥两三本与历史文化地理相关的著作，与我关系最近的是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一九九○年入学初，我就向葛剑雄先生借到这本博士论文的打印稿，细细地读了。但凡读过那本书的可能都有感受，那是一种极为震撼的阅读体验。作为博士论文，其篇幅多达六十余万字。将汉晋时期的文化地理，按学术、宗教、婚姻、音乐四个要素展开。可以说，每一章单拿出来，都可以作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我，绝对不可能写那么多。而且他在《文化区：中国历史发展的空间透视》中提到的文化区的基本特征、生成和演变因素，以及划分历史文化区域的原则与方法，与地理学的做法其实有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