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全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无论“一带”还是“一路”，都离不开“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因此，正确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事实，正确理解丝绸之路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地位，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至关重要。

一、李希霍芬定义的“丝绸之路”完全是由古代西亚、中亚各族各国由西向东开辟的

原始的、狭义的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的，指公元前2世纪形成的从中国的古都洛阳、长安连接中亚今乌孜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的交通路线。那么这条丝绸之路是谁开辟的呢？我们以前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这条丝绸之路是从中国出发的，那当然是古代中国人开辟的。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提法，称古代的各族各国人民共同开辟了丝绸之路。但历史事实是，这“古代各族各国人民”中是不包括古代中国或华夏各族的，也就是说，这条交通路线完全是由西方向东方开拓的，是欧洲及西亚、中亚的各族各国人民向中国开辟的。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论②已经说明，中国古代的小麦、黄牛、绵羊、马、青铜都来自西亚、中亚，是距今4000年前后传入中国的。这一漫长的传播过程足以证明，从西亚经中亚进入中原地区的交通路线已经形成。而且传播的过程是由西向东的，如青铜，最先传入中国的证据发现于新疆西部，越往东时间越晚。所以这条道路只能是由西向东开拓的，其动力和需求来自西亚、中亚，而不是东方的中原地区。

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证据。在今河南安阳发现的商王后妇好墓中出土的大量玉器都是用和田青玉制作的，妇好死于3200多年前，说明当时已经有人将产于新疆和田昆仑山中的玉石运到中原，走的正是这条交通路线。妇好墓因年代明确，墓中的玉器证据确凿。商周传世的玉器基本都属和田玉，都应是沿着这条路输入中原的。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中发现过约3000年前的欧洲白种人的尸体，近年来在甘肃西部发现的公元前的遗骸也被鉴定出欧洲人的基因，说明当时已存在自欧洲到达今新疆东部甚至更东的交通路线。

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帝国已经扩展到帕米尔高原，给今天的塔吉克人留下了波斯语。公元前4世纪，来自希腊的亚历山大建立的横跨欧亚的帝国已经接近开伯尔山口，也是由西向东扩展的。他们在开拓的过程中都很重视筑路，并有很强的修建道路和维护的能力，以波斯帝国为例，修建了从帝国的四个都城通向各地的驿道。在帝国的西部，有一条从古都苏撒（Susa）直达小亚细亚以弗所城（Ephesus）的“御道”，长达两千四百公里，每二十公里设一驿站及商馆，亦有旅舍供过往客商留宿。驿站特备快马，专差传送公文，急件可逢站换骑，日夜兼程，整个路程七日到达。[1]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的秦朝，其西部边界只到达临洮（今甘肃岷县），直到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才控制河西走廊。而在此前的公元前174年，原来处于祁连山西段的月氏人西迁至妫水（今阿姆河）流域今阿富汗、伊朗东部，乌孙人西迁至伊犁河流域今哈萨克斯坦东部和我国新疆西部③，说明那时由河西走廊往西的交通路线已不止一条。大量论著的研究结论说明，在公元前2世纪前，河西走廊以西今新疆和中亚已经发生过多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存在着多条交通路线。

公元前139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就找了一位匈奴向导，不仅从长安出发到匈奴控制区，从大宛往康居、从康居往大月氏也是依靠当地的向导和现成的道路[2]，说明匈奴人中已经有熟悉西域的交通路线、富有经验和生存能力的旅行者。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出使，张骞率领的使团也只有150人，并没有专门的筑路修路人员。第二次出使时还给150名随员各配了2匹马，携带了价值数千万上亿的丝绸和金币。有了第一次出使经验的张骞完全了解西域的交通路线和路况，才会作这样的部署。张骞第二次出使归来时，带来了一批来自西域各国的使者，此后汉武帝几乎每年都要派遣十多个使团，遍历西域各国，出现了“使者相望于道”的盛况。但在此前匈奴已经“役属”西域各国多年，连接各国间的道路显然早已存在。如汉武帝派往大宛国都城贵山城（今乌孜别克斯坦卡散赛）去索取天马的使者，当然也是有现成的道路可循。所以，史书上记录的“张骞凿空”（张骞通西域）并不是说张骞开凿了通向西域的道路，而是他第一次出使西域带回的地理信息促使汉武帝由河西走廊的西端向西域开拓经营，他的第二次出使西域使汉武帝的意图得到实施，汉朝最终在公元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府，控制了今新疆和相邻的中亚地区，使汉朝的疆域与西域连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