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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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历史的河流浅析北上的叙事艺术

一、片段式呈现的人物

与徐则臣之前的创作中人物形象多为城市边缘人相同,《北上》中的人物也都是普通的人民群众。作为长篇小说,《北上》在体量上对于人物塑造应该是有优势的,但是徐则臣并没有把重心过多地放在人物身上,小说中的人物多以片段的形式呈现在读者眼前。小波罗作为外国人,以异域的眼光看中国,为我们回顾那段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谢平遥作为知识分子,对“康梁变法”表示拥护;而妓院中的百姓却对“康梁变法”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为正史提供了补充。马福德则作为入侵者,对战争的意义进行了怀疑,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思考,他的存在反映了历史洪流下的普通民众对个体的人生意义的选择。孙过程是义和团成员,他的经历反映了洋人对国人生活的影响,其中有负面也有正面:负面的影响是部分洋人作为入侵者或传教士,与当地恶势力勾结,打压百姓,孙过程的父母就因此而丧命;正面的影响是洋人踏上中国大地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孙过程、邵常来、船老大等人及他们的后人就在小波罗的影响下改变了一生。

邵秉义一家是船民,船业的没落也反映了运河的没落,他们是运河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也是“活着的运河文化”。而摄影师孙宴临则是运河没落史的记录者,同时也是运河文化的记录者。旅馆老板周海阔收集古玩,一方面说明运河文化已经落后于我们的现代生活,一天天离我们远去;一方面又体现了人们对于运河文化的不舍。徐则臣写这样一个族群的历史与文化,其用意是通过这些线索按图索骥找到历史的源头,重返历史现场。因此,每个人物形象都可以说是一块历史拼图的碎片,他们各自的历史是运河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虽然“单个人的时间与绵延的历史、永恒的宇宙时间之间,只是一种无望的伤怀与绝望的超然交相混杂的情境和体验。但是反过来,也毕竟只有个人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①。正是这种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的历史观,才使得徐则臣能够深邃地触及历史的深处,使历史具有真实性。徐则臣以片段呈现人物的叙事手法,将历史凝聚在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物身上,从而构建出一幅完整的历史拼图,企图将历史的原貌全面展现给读者。

但在人物塑造上,徐则臣对核心人物小波罗的描写却不够成功。“说到为什么要选择以外国人的视野观察运河,徐则臣说,这是一种跨文化的写作,这也是他近年来总结出的新的写作经验。中国很多作品都是以国内作为写作背景的,而运河是世界的,一条河流给世界带来的命运是不可想象的。”②在人物深度上,小波罗的形象不够生动,给人的感觉过于单薄,如果没有临死前那一番与谢平遥的对谈,似乎就仅仅是一个善良风趣的外国友人形象。在身份塑造上,小波罗也不像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的饮食和风俗,他是全盘接受的,没有一点不适应;他的感受是好奇和好玩,像一个中国游客参加“北上游”,而不是一个外国人的“北上之旅”。但作为一次“跨文化写作”的尝试,徐则臣的想法是具有新意的。

二、众声喧哗的叙述声音

小说具有包容众声喧哗的能力,这一点在《北上》中得到全面的体现。前面我们提到过,小说中的人物就是一块块历史拼图的碎片。面对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康梁变法”这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作者没有直接书写历史,而是通过这些碎片背后的声音来反映历史。不同的话语系统表达着不同阶层的人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看法,这些不同的声音随着小波罗一行人的“北上之旅”不断传入读者的耳朵。首先是“康梁变法”,历史上的“康梁变法”受到了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的反对,而在小说中,作者则是通过小波罗和两个嫖客的行为告诉读者,其实民间也有不少人反对变法。来自民间的声音和主流的声音代表了不同的话语系统,但在小说中,民间声音和主流声音出人意料的一致,引起了读者对“康梁变法”的反思。而谢平遥知识分子兼官员的身份,代表了这一阶层的人对康梁变法的认同和追随。作者通过虚构的故事表达出不同阶层的人民对真实历史事件的不同看法,在历史的虚构和虚构的历史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达到了作者所说的“强劲的虚构可以催生出真实”的效果,将当时中国混乱的政治局面真实地再现了出来。

其次是身份认同问题。小波罗刚来中国时,尽管表现得很有礼貌,并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是在潜意识里,他还是将自己和中国人区别开来。所以在谢平遥看来,小波罗的一些行为很夸张,有自娱自乐的意味。同时,在小说中出现的中国百姓对小波罗的态度也有很鲜明的“排外性”,如小孩子们扔石头砸小波罗。而在小波罗受伤后,叙述声音发生了变化,作者直接借医生之口说出“洋人也是人”,小波罗临死前则说:“愿上帝保佑所有人。”实际上,此时是隐藏在文本后的作者在发声:国界和民族已经不再重要,在生死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马福德和如玉是两个不同国家的青年,虽然他们的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不同,但是这些身份都是外在的,在爱情面前,这些都不重要。后来,马福德一直生活在中国,在中国人眼中,他是一个“西域骆驼客”,而不是外国人。他说:“我只想做我一个人的马可·波罗。”因此,这部小说所要讲述的只是“人”的故事,是抛开一切身份和符号的“人类共同体”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