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札观乐”讲述了吴国公子季札在出使鲁国时，观看和评论鲁国人表演的周朝乐舞的故事。在观看乐舞的过程中，季札的乐评表现出了其对周朝乐舞的熟稔以及精到的理解。一直以来，季札观乐的相关记载都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正式的乐评。

但在乐评的本质之外，又不能忽略掉“季札观乐”中的一些政治意味。即季札本身是吴国的公子，是一位政治家，所以在他国的正式场合的言行都会不可避免地带上一些政治意味。

一、“季札观乐”反应的政治现实

（一）周王朝的衰微和诸侯的崛起

季札在乐评里多次提到跟周王朝相关的语汇，如“其周之东乎”“其周公之东乎”“其周之旧乎”“其周德之衰乎”“其文王之德乎”“周之盛也”[1]1031-1036等。这些语汇表达了其对昔日鼎盛的周王朝的怀念，也从侧面反映了如今周王朝衰微的现实。

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诸侯国的崛起。乐评中提及的“国未可量”[1]1031的齐国便是其中的典型。西周的齐国在经历了几代的经营之后，成了一个疆域辽阔、富甲一方的大国。后来齐桓公更是在一众贤臣的辅佐下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

“季札观乐”之后的历史，也一直都朝着周王朝的衰微和诸侯的崛起的方向进行。

（二）华夏文明的广泛传播

春秋吴国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商朝时“太伯奔吴”[2]2430的历史事件。虽然吴国的祖先太伯是周王室的宗亲，但因地处蛮夷之地，吴国在商朝乃至西周前期都是一个未开化的国家，一直未被华夏正统所承认。

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地理和文明上都距华夏正统甚远的国家，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能培养出季札这种深谙周朝礼乐的人才。在那个交通和通信都不发达的年代，这无疑是十分惊人的。可以想象此时华夏文明在中国传播的强度之大和范围之广。而正是这种文明的广泛传播，也给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乃至“车同轨，书同文字”[2]520等的政治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文化基础。

二、季札的乐评透露出的政治观念

季札在其音乐评论中，提到了许多政治人物及历史事件，并以乐评的形式表达了对其的评价。季札的乐评透露出的政治观念，在此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有德行的国君的重要性

在欣赏了《周南》《召南》之后，季札评论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1]1031这段话虽未直接提及某位政治家的名讳，但苏辙在《诗集传》中写道：“文王之风谓之《周南》《召南》。”[3]265即《周南》《召南》体现出了周文王的风范。由此可以将这段话理解成，在周文王的统治下，周朝奠定了基业，虽未完善，但百姓勤劳而无怨。而在听了《大雅》之后，季札再次表达了对周文王的推崇。季札认为，周文王这样的一位明君是周朝开启百年国祚的关键。

在欣赏了《邶风》《鄘风》《卫风》之后，季札提到了卫康叔、武公这两位卫国的国君，并赞颂他们的德行。《史记·卫康叔世家第七》中记载道：“康叔之国，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说。”[2]2818卫康叔是一位治国有方的贤君，曾一度开创了卫国的盛世，深受百姓的爱戴。而关于卫武公，该篇在卫康叔的记叙之后写道：“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2]2823卫武公广施仁政，百姓安居乐业，并有国人曾赋《淇奥》一诗来赞颂卫武公的美德。[4]

在欣赏了《魏风》之后，季札同样也是在极力赞赏音乐本身的同时提到了治国，强调了德行对一个明主的重要性。西周时期的魏国缺少历史记载，但在《诗经·魏风·硕鼠》中有着这样的诗句：“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5]194-195作者谴责魏国的统治者就像硕鼠一样剥削百姓，并发誓要逃到别的国家去。可见，魏国的统治者可能是缺乏德行的。这可能也是季札评论道“以德辅此，则明主也”[1]1031的原因。魏国统治者可能正是因为缺乏德行而无法成为明主。

在欣赏了《郑风》之后，季札虽然肯定了其音乐的悦耳，但却用这种悦耳却显得琐碎的音乐来比喻郑国统治者颁布的琐碎的政令，推测郑国会先灭亡。在季札看来，郑国的统治者频繁地颁布一些罔顾民生的政令是缺乏德行的行为，长此以往国家会面临灭亡的局面。

在欣赏了《唐风》《大夏》之后，季札提到了陶唐氏和大禹两位上古时期的贤君。这两位君主一直以来都因其贤德而广受古代社会的推崇，是季札等传统贵族阶层心目中国家君主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