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记述庚子战争

西人有关北京的书籍，包括了历史、地理、民俗、旅游与各种生活指南类的著作。首先是记述近代北京重大历史的著作，其中以记述庚子战乱为主。按照西方新闻学者的说法：这些作者“既是记录者又是辅导教师，既是教师又是向导，既是外交家又是冒险家，甚至在某些场合是……战士”。①这些随军文人的记述往往文体不一，写法多样，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新闻报道。

报纸专栏文章方面以澳大利亚记者莫里循最为详尽。莫理循是《泰晤士报》特派通讯记者，同时也是英国的中国事务专家。他不仅长于新闻舆论的制造，还影响了英国对华政策。在使馆被围时，他向英国发出求救电报，还向《泰晤士报》寄发了约三万多字的报道，被认为是英国派兵中国的重要因素。其他的西方记者还有英国中央通讯社的斯科特·克里斯顿、《纽约先驱报》的托马斯·密勒、英国《每日电讯报》的狄龙、日本《朝日新闻》的评论员西村天囚、俄国《新边疆报》②的阿尔捷米耶夫等。他们多数随军从天津到了北京，因此记述较为真切。俄国《新边疆报》的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曾随俄国军队一起冲锋，并两次随队为俄军探路，还作为先遣部队向导参加了攻打北京的战役。他的报道多在战地完成：“有时在高粱地或者玉米地里，有时在房子里、双轮马车上、树墩上、柳荫树下。最愉快的是在庙里，在那些偶像、供具和香烛中间写。”③在书籍方面，J.o.P·布兰德和E·伯克豪斯著有《女皇统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林语堂译名，另一译名《慈禧外记》，1901年出版），主要记述北京义和团的情况；上述两人著《北京宫廷年鉴与回忆》（The Annals and Memoirs of Court of Peking，林语堂译名），将记述范围扩大到了明末和20世纪初，其记述主要根据中文资料，1914年出版。其他记述北京政治并主要以庚子之乱以及慈禧、光绪帝关系为题材的，还有伊萨克·泰勒·海德兰著的《中国宫廷生活》（Court Life in China），1909年出版。美国传教士罗伯特·科尔特曼有《北京被围记》，其曾在北京同文馆、京师大学堂任生理课教师，目睹了北京的战乱。

在此类著作中，英国人普特兰·威尔的《来自北京的唐突信简》（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此为林语堂译名，一般译为《庚子使馆被围记》），主要记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的个人见闻，具有高度的写实性。美国汉学家阿灵顿称其为庚子年北京著作中“可能是最浪漫、最生动的”。④德国元帅瓦德西的《瓦德西拳乱笔记》也是一部特殊的著作。瓦德西作为联军统帅，其记述不仅来自于真切的实感，而且还算公允。他看到被占领的北京满目狼藉：“此处表现出一种昔日庄严伟大之态，但亦久已趋于颓废凋残。”⑤对庚子年北京记述最直接的是法国作家比埃尔·洛蒂。洛蒂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任海军文官42年，曾有东方题材的小说《菊花夫人》（后被改编为《蝴蝶夫人》）。他奉法军水师提督的指令，乘坐罗督大卜号舰艇抵华，以军官的身份于10月18日抵京，第二年又重返北京。其以旅行随笔手法记述见闻和感想，陆续寄给《费加罗报》，总字数约在10万字以上，后以《在北京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 Pekin）为名出版（此书也曾由李金发翻译，书名为《北京末日》）。这是一部罕见的作品。作者述其来到皇宫，看到了宫室逃亡时的狼藉景象：皇帝绣花龙被被弃于地，士兵们在象牙、刺绣、珍珠上践踏。在宫中，他穿起皇帝的袍子在龙床上打滚，还偷得隆裕皇后的红缎子鞋，甚至抽鸦片烟。在他笔下，北京“在阴暗的天空下，又是那般忧郁、充满敌意和令人不安。”⑥对于占领者的身份，洛蒂有时也有反思：“我们出现在这里，举止粗俗、满身灰尘，疲惫沮丧，肮脏不堪，貌如未开化的野蛮人，无异于置身仙境的僭越者。”⑦总体说来，比埃尔·洛蒂视北京为博物馆中的标本。在次年返京时，曾为北京出现了铁路感到沮丧，认为是野蛮的西方人“干了这样一件亵渎圣物的事情——他们炸毁了城墙，令这颠覆性的机器长驱直入。”⑧因此，洛蒂将他来到北京称之为“最后的日子”。从写作技法上来说，该书虽然整体构架是记述性的，属于纪实作品，但又有大量的文学性的描写，具有小说的意味。文字之华丽，显然已经超过了纪实性记述。

二、史地类记述

在史地著作作者中，阿奇伯尔德·立德夫人是英国在华巨商立德的夫人，在华生活20余年，著有《穿蓝色长袍的国度》和《我的北京花园》（Round about My Peking Garden），分别于1901年和1905年出版。朱丽叶·布莱顿与伊格·米托伐诺夫著有《农历年》（The Moon Year），1927年中凯利和瓦尔施出版社出版；朱丽叶·布莱顿写于1935年的《北京》（Peking）主要记述北京的名胜与建筑，在短短时间里重印三次，被林语堂称之为：“堪称是关于这一古都的英语书籍中的典范作品。”⑨“当之无愧地被认为是关于北京的最全面的著作”。奥斯瓦尔德·喜仁龙有名著《北京的城墙与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1924年出版，另有《北京的皇宫》（The Imperial Palaces of Peking）三卷，1926年出版。美国汉学家L.C·阿灵顿长期在中国海关、邮政工作，退休后还定居北京。1931年在英文报纸《北京导报》上连续发表《北京的胡同》。1933年，其与威廉·路易森合著《老北京探寻》（In Search of old Peking，林语堂译名），由亨利·威西出版社出版。该书还将1935年前关于北京的西文著作列为附录，为以后的北京研究提供了方便。此外还有阿尔封斯·伐维尔的法语著作《北京历史描述》，1897年北京北堂首印，1900年再版。德克·波迪《北京的日常与年节习俗》（Annal Customs and Festival in Peking），1936年在北京出版。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1934年在伦敦出版。唐纳德·门尼的《北京之盛观》（The Pageant of Peking）1920年在上海出版；悉尼·甘博的《北京社会调查》（Peking：A Social Survey），1921年在纽约出版；海因茨·冯·佩克哈默尔的《北京》（Peking）1928年在柏林出版。约翰·伯杰斯的《北京的会馆》（The Guilds of Peking），由哥伦比亚大学于1928年出版。还应指出，英国作家毛姆1912年开始发表中国题材的作品，1919年来北京游历，其散文被收入《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1924年出版）中。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来中国，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其《中国问题》中相当篇幅涉及北京。日本人的史地类记述有阿部似二的《北京》（东京新潮社1941年版）、村上知行的《北京的历史》（东京大阪屋号1941年版）、佐藤清太的《北京——转变的古都》（目黑书店1942年版）、冈本正文编译的《北京纪闻》（东京文求堂书店1904年铅印本）、中野江汉的《北京繁昌记》（王朝佑译，北京醒中印刷社1922年铅印本）。1904年，日本驻屯军甚至还邀集汉学家编纂了《北京志》，由汉学家、帝国大学教授，时任北京大学教习的由服部宇之吉统稿，1908年由东京博文馆出版。全书39章，40余万字，主要记述晚清以来的北京各方面情况，并附有几十幅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