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西安下马陵方位变迁考——兼论董仲舒墓所在地之争

选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２７卷第３辑 贾三强（西北大学文学院）

［提要］拙文详考了明代西安下马陵从城南胭脂坡处演变为地处城内今和平门内西侧的过程，并且指出，正德初年陕西提学王云凤曾组织民力修筑城南下马陵和董子祠。嘉靖三年（１５２４年）陕西巡抚王珝与巡按御史喻茂坚首设城内董子祠，因其处原有墓，遂被时人认作董仲舒墓。笔者认为今之董墓所在之争在无可信证据前提下展开，并无意义。

凡对中国古代文学略有知识的人，几乎无不知道“下马陵”。这缘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中“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因此虾蟆陵引起历代人们的兴趣。一般解释“虾蟆陵”是“下马陵”的音讹，因为这是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墓地，所以人们路过时要下马以示敬仰。

据蒋纪新先生言，董仲舒墓在今陕西兴平，西安的下马陵有两处，都是明人的伪造：一处是陕西巡抚王珝于正德元年（１５０６年）于原址筑墓并建董祠，另一处是嘉靖时陕西巡抚赵廷锡（“锡”应为“瑞”，因沿雍正《陕西通志》而致误）于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２年）所筑，即今西安市和平门内西侧马道巷的下马陵①。其说多为舛误，现详加考辨。

一 明代正德以前下马陵在今西安城外东南

下马陵方位何在，自唐代以来至明代正德年间，并无疑义。其址在今西安城外东南沙坡，具体地点是西安交通大学东门内。宋代宋敏求《长安志》卷１１谓：“虾蟆陵在县南六里。韦述《西京记》：‘本董仲舒墓。'”韦述是盛唐时人，上距西汉董仲舒八百余年，所说又是其亲眼所见，因此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其后中唐时李肇《唐国史补》又云：“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过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后人语讹为虾蟆陵。”《长安志》卷９云：“（常乐）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亦呼为虾蟆陵。”县南六里之说受到元代骆天骧的支持，其《类编长安志》卷８《虾蟆陵》载：“本下马陵。新说曰，兴庆池南胭脂坡大道东有虾蟆陵。《琵琶行》云：‘家在虾蟆陵下住'，下马陵也。”

由于年深日远，这里的下马陵在明代中期已经圮坏。近日笔者赴和平门内下马陵考察，发现明正德嘉靖年间人张治道撰、许宗鲁书《碑记》一通，文字基本完好，对城外东南的下马陵言之颇为详细：

今府台东南胭脂坡，去汉长安故城二十里，武帝幸芙蓉苑过此下马，而一时文士罔不下马焉。故则当时冢墓必高大，地必宽敞，祠宇必宏丽。而今皆毁圮亡矣，独其墓在卑污窊洼之处，牛羊刍牧荒草中。题曰“仲舒之墓”，而“仲”字没其半。后居民利其地，毁而藏矣。

弘治正德年间，官民联合对这里的董墓作了修护。《碑记》：

前弘治时，提学副使王公云凤□□民并学官诸生，亲诣其地，相其处，将欲封其墓，建祠树碑以表。虽板畚未兴，而规划已定。未几，各追谊淑士，以仁礼化俗，以节爱齐政，以敬事鬼神，三载之间，人和神悦，俗美化行，虽古之循良无以此。仰而叹，俯而思曰：先生汉大儒也！当诗书焚弃之后，黄老纵横驰骋之际，乃能下帷，发愤续孔孟，先生之力也。今幸得其墓，可忍而不为之表邪？矧当时天子下马，学士奔趋，其敬畏尊礼如此，则士马能政有暇日，遂属焉。而马君仰承休美，殚厥心力，先封其冢墓，次缭其垣墙，又次移其祠宇，又次□足瞻足仰。闻者悦，过者叹，观者惊眺跽拜，突然知有先生墓也。马君以余曾纪先生墓于杜碑，乃□有余年也。自有我旦振耀彰显如此，是不亦有待也邪？

张治道有《春日谒董祠漫赋：一记虎谷兴作之诚，一记晏老景仰之敬》诗，其一曰：“正德龙兴第一春，曾闻虎谷荐青萍。”②虎谷为建祠者之一提学王云凤之号③。青萍是用宝剑代指权威者，这里指董仲舒。可见正德元年（１５０６年）王云凤曾为修建董墓董祠而尽力，而后来得到马能政等人的资助，才完成这一工程。正德元年张二十岁，又是当地人，所言王云凤在此年倡言修祠事，应该不存在疑问。

张治道另有《表董墓》诗，言及这处董墓后来的凄凉：

猗嗟董子，道其精矣。不知其墓，乃在城矣。维荒维凉，谁其营矣。兹行有获，我其成矣。④

这首诗写于嘉靖二十三年（１５４４年），上距筑墓修祠不足４０年，墓祠已颓败如此，这是因为“不知其墓，乃在城矣”。正是因为董墓被误认在西安城里，才造成城外胭脂坡处下马陵的门前冷落车马稀，无人经管，这是后话。他为此处是真实的董仲舒墓做了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