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这是一句被世人讲得很俗很俗的大俗话。可是，当你真的遇到这样的师长，再看这句成语，心头自然会别有感触。

张修桂先生，在我的心里，就是这样一位长者。今天凌晨，他悄悄地走了。

1982年年初，我考入陕西师范大学，跟随史念海先生读书，走入历史地理学界。这时，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公开发行版即将印出，而以“中华地图学社”那个奇怪名义出版的“内部发行本”已经印行六七年了。公开发行版虽然有所改动，但总的来说，幅度并不是很大。

在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这部历史地图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古代文献对各项地理要素及其相关因素的记载，大部分都是以政区建置或其他一些类似的地名作为载述其事的地理坐标，所以这部图集集中体现的历代政区沿革对历史地理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

这一层地理坐标的意义，很多历史学者并不了解，甚至根本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他们往往只是把《历史地图集》当作画在地图上的“历史地名词典”来用。隔行如隔山，对这也不必大惊小怪。实际上这些普通历史学者更容易忽视的是，《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反映历代疆域政区的盈缩迁改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主要河流的河道、湖泊水域以及海岸线的进退变迁，譬如黄河河道，譬如鄱阳湖与洞庭湖的水域，譬如苏北海岸与渤海湾海岸，等等。像这样一些重大的水道和水域的变化，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上都有比较具体的体现。这些，除了是历史自然地理的基本内容之外，同样也是研究包括政区建置沿革在内其他各项地理要素重要的地理坐标。只要你认真读过《水经注》，很容易理解这一点。

我的硕士研究生学业开始不久，在全面阅读前辈学者论著的过程中，明白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这些历史自然地理的内容，主要都是张修桂先生的贡献。当时，作为一个初入学门的研究生，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一点点地查阅学术期刊才能了解这一点，现在大家只要读一下先生的论文集《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从那时起，我一直把张修桂先生尊为良师，就是因为我的历史自然地理学基础，绝大部分都是在那时通过阅读先生的著述获得的。

当然，我这么喜欢读张修桂先生的著述，这么崇敬他的这些研究成果，是有着我个人的特殊情况的——我和张修桂先生一样，本科出身都是师范院校的地理系（他读的是华东师大，我读的是哈尔滨师大），但同时我们做研究又都特别重视历史学和历史文献学的基础，绝不夸大地理学方法的作用，只是把系统的地理学训练潜移默化地融入每一项具体的研究当中。张先生是前辈，我是见样学样照着他的做法亦步亦趋地跟着做。

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之外，张修桂先生对自己学术观点的表述方式，我也一直十分喜欢，高度认同。这既与同样的理科背景有关，更与直截了当的性情相关。张修桂先生在我心中的印象，永远是那么爽朗，永远是那么坦荡，也永远是那么纯真和自信。从一开始读他的著述时起，我对张先生就有一种心心相通的感觉；等到有机会相见相识，这种感觉愈加切实，也愈加自然。

如何妥善地处理两个刊物之间的关系，使其协调发展，是我在着手这一工作之初就积极思考的问题。在请示史念海先生并获得他的认可之后，我给张修桂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讲述了我的想法——即我将按照史念海先生的指示，积极配合张修桂先生，服从《历史地理》的编刊需要，在出现作者一稿两投等情况，或《历史地理》更有刊发意愿的情况下，保证优先由《历史地理》选择刊发。为此，我在编刊过程中，随时保持向张修桂先生通报相关的情况。这样，在我负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编刊事务期间，这两份刊物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同张修桂先生的感情，也在真诚的协作中日渐深入。

由于心性相通，在稍微熟悉之后，张修桂先生和我，彼此都把对方看作是忘年的朋友。这种感觉，自然而然。在他晚年听力下降之前，每次见面，都是海阔天空的胡聊，永远那么一片欢声笑语，谁也没有多说过什么。

张修桂先生毕竟是我的长辈。多少年来，先生一直对我大力提携护持。在因年龄的关系退离学术一线工作之前，他曾经积极努力，希望我在历史地理的学术组织中承担核心的工作。去年年底前，我联系全国各地历史地理学同行，组建历史地理学会，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先生很高兴地应允，出任学会的名誉会长。今年6月底，我到复旦大学史地所进行学术交流，特地到家中看望先生，告诉他历史地理学会筹建顺利，已经获得中国史学会的正式批准。听到这一消息，他像小孩子一样高兴，鼓励我一定努力做好工作，让历史地理学科在史学界发挥更大的影响。当时，他身体状况还好，想不到竟然这么快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也离开了我。